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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碳汇资讯专业号 | 2020-9-16

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席卷了全球各国,造成社会停摆,经济衰退,给全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或许很少有人能预想到,在经济、科技和医疗空前发达的当今社会,全球经济会在病毒面前轰然坍塌。在未来一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国都很可能将继续处在水深火热的防疫抗疫之中。人类终将会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之中走出来,汲取教训,总结经验,开启全新的生活。

一场危机,让人类意识到生活常态的脆弱,更应该敦促人类用行动避免下一场危机的到来。而除了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等诸多方面之外,新冠疫情还能引发全人类的哪些思考?全球流行病危机的爆发,能够让人联想到哪些其他危机?如何用具体行动应对气候变化、避免气候危机的全面爆发,应当是首当其冲的议题。

新冠疫情与气候变化

如果说新冠病毒是一场短暂、剧烈、突如其来的急性病,那么气候变化很可能就是一场持久、深远、不可逆转的慢性病。气候变化所能够带来的破坏力,也是新冠不可同日而语的。

气候变化并非新鲜课题,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科学家就已经对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效应会带来人为的全球气候变暖有了广泛共识。不论是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的召开,还是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署,都曾让人认为气候变化问题会在各个国家的密切合作之下迎刃而解。而过去二十多年间全球范围内在气候问题上的止步不前、不同国家之间政策协同雷声大雨点小,则让这种过度乐观的理想遭遇到了冰冷的现实。

应对气候变化,离不开经济活动和结构的调整,诸多学者也都为此献计献策。我本人也是27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发起的《经济学家关于碳红利的 声 明》(Economists’StatementonCarbonDividends)数千名签署人之一。而在众多文献和书籍当中,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加拿大作家娜奥米·克莱恩(NaomiKlein)的《改变一切: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一书,在剖析和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应对气候变化要求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层面上,算得上是最大胆、透彻和尖锐的一本书。这本书态度鲜明地指出,企业主导的全球化进程、金钱左右的国家经济制度、巨富阶层拯救地球的悖论和主要发达国家假公济私的态度,在根本上难以与气候的可持续性相互兼容。《改变一切》一书出版在新冠大流行之前,而在新冠疫情期间再度翻阅,则更让人意识到经济重启以后避免老路线、开拓新局面,真正避免气候灾难的迫切性。

邻避效应与公共产品

气候变化的本质是全球公共产品,贯穿全书克莱恩都在强调这一属性,这也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似乎早已熟识的道理。单个国家的排放行为产生全球后果,控制气候变化必须各国共同参与。可是,看似明确的共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被处处规避。这在国际贸易当中尤为突出。

发达国家发展阶段和生产模式共同决定了高污染高排放项目在本国逐渐淘汰,加上群众反对所造成的“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效应”(Nimby-ism),很多跨国企业需要另外寻找国家部署生产。过去几十年间高速推进的跨国贸易让这种生产和消费的脱钩,以及排放国和消费国的脱钩成为了可能。克莱恩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尽管发达国家整体排放量趋于稳定甚至减少,但是这些国家国民消费品中所蕴涵的碳排放则在过去二十年间成倍增加——这背后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和跨国航运当中碳排放的飙升。

回顾历史,克莱恩注意到全球气候运动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几乎都在1990年代初同步开始,但由于利益驱动和邻避效应,跨国贸易政策细节在每一次交锋中都凌驾于气候政策之上。《京都议定书》的条款,《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措辞,多种国际声明和协议当中提到生产权力时锱铢必较、提到减排责任时则是语焉不详。跨国企业可以就生产延误起诉当地政府,而迫切发展经济的需求和薄弱的话语权则让一些发展中国家对跨国企业言听计从。克莱恩一开始就毫不避讳地指出了跨国企业和发达国家政府在政策制定和贸易实践中的前后矛盾和厚此薄彼,并引用大量数据和案例,阐明了即有国际经济秩序对控制气候变化的掣肘作用。

企业至上与市场规则

市场并不存在于真空当中,绝非自我创造、自我监管和自我稳定,而是从一开始就存在于一系列致度和规则当中的。这些制度和规则由谁制定、反应着谁的意志,在全球经济和气候变化问题上有着尤其突出的体现。

在克莱恩看来,企业至上的国际贸易是近年全球排放不断飙升的一大推手。“八九十年代之所以构建了当前跨国贸易的框架并沿用至今,其主要诱因之一就是跨国企业有充分自由去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低成本、最容易剥削的劳动力。”墨西哥、中北美洲各国、包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早期的经历也体现了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一度大行其道的现象。克莱恩将这种贸易框架称为“自由贸易的美梦,气候运动的噩梦”。

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一大共同点是廉价劳动力丰富、能源价格低廉、而环境标准相对宽松。当出现在众多国际贸易协议谈判桌的多是跨国公司代表,而居民和劳工无法发声时,最终签署的协议便很容易出现一边倒的局面。这种不平衡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几年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爆发、保护主义抬头的局面。

消费主义与循环经济

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经济学家青睐的往往是收取碳税、开展碳交易等基于市场的手段,在不削弱生产积极性、避免强制行政手段的前提下,达到减少整体温室气体排放、促进技术创新、甚至增加财政收入、向全民发放碳红利的目的。在克莱恩看来,这些手段称得上是“太少、太迟了

克莱恩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必需在深层改变资本主义的指导思想和运行逻辑,而这其中的两大罪魁祸首便是消费主义(consumerism)和攫取主义(extractivism)。如果仅仅停留在在崇尚市场自由、杜绝政府干预的思潮之下,克莱恩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很难有出路,与日俱增的消费和永无止境的开采,势必会和气候的可持续性产生正面冲突。

不论是能源结构,还是生产技术,世界各国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都在和时间赛跑,而在技术突破尚未来临之时,人类能做些什么呢?克莱恩对此的回答是“从现在开始,减少消费”。当然,这个呼吁更多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居民,在节能产品、混动汽车的安慰之下,发达国家居民开始更加愿意选择环保产品,却几乎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减少消费。克莱恩深知这不仅仅是个人选择,而是整个社会在方方面面持续鼓励消费的结果。注重减少消费,恰恰和循环经济,本地化生产不谋而合,具有促进更加均衡发展的潜力。在要素价格无法完全体现全部成本,而税收改革难以受到广泛支持之时,脱离GDP为纲和消费至少不失为良策。值得一提的是,克莱恩本人也在近几年开始,出于降低个人碳足迹的考虑,大大较少国际商务出行,而是更多选择在网络上参与演讲和讨论。

排放预算与发展权力

“所有迹象都表明,气候变化并非均衡冲击,它会进一步加剧国家之间的差距,让富裕的社会有条件自我保护,而贫穷的人们在混乱中自力更生。”克莱恩在书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气候变化和不平等的相互作用,并对欠发达国家和社会如何在有限的全球排放预算中谋求发展做了讨论。

西方国家初期的先污染后治理,以及之后的先本国污染后外包污染,是全球范围内温室气体存量的主要原因。从累计碳排放总量,到当前每年人均碳排放,美欧等国都是排放主要来源。中国,以及其它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却不得不已经开始面对气候变化的问题。

克莱恩在书中一方面抨击了危险而虚伪的发达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持续“甩锅”,同时也反复举出实例,论证气候的可持续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矛盾。不论是罗马尼亚本地人民对国际石油集团说不,德国以地方为单位探索绿色电网,还是中国在治理空气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上的一举两得,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的权力自然需要受到尊重,而绿色金融、绿色交通、和其它可持续基础设施在一些国家的涌现也表明,重复发达国家的老路不符合新兴国家自身利益,而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和政府规划监管职能的协作,完全可能让发展中国家走出全新的可持续性发展道路。

亿万富翁的“绿色噱头”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战役之中,不乏商界大佬们的身影,巴菲特、比尔·盖茨、以及维珍品牌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都曾公开表示过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并在一些场合慷慨解囊,出资支持环境和气候事业。但在克莱恩看来,亿万富翁的环境噱头与其说是人类走出危机的希望,更像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症结,她对既得利益者摇身一变成为气候斗士的例子往往是嗤之以鼻。

克莱恩首先从产业布局和资产所有方面出发,指出欧美一些富豪,要么是从油气行业发家,要么是航空产业巨头,有的在气候课题中的投入不过杯水车薪,有的在环境治理事业中虎头蛇尾。如果说气候危机和主流资本主义理念和方式针锋相对,那么这些资本中的既得利益者很难成为带领我们走出这场危机的救世主。通过对布兰森几千万美元设立的“地球挑战”奖的追踪,克莱恩深信巨富阶层在环境问题上面,鲜有知行合一,而大有规避监管和影响舆论之嫌。

近年,学术界的一部分目光聚焦地球工程学,此学科期待通过一些非常规的手法,改变光辐射,移除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以达到抑制气候变化的效果。而它的一劳永逸,以及不用改变当前经济模式也自然受到包括比尔·盖茨等富豪的关注。克莱恩对这种粗暴的科技解决方案提出了质疑,在回顾气候历史和对高风险国家的考察之后,她认为地球工程学或许在局部能有所作为,但将其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灵丹妙药,不论是不确定性,还是对世界各国的不均衡影响,都是极度不可靠和不负责的。

诚然,当今科技让人在面对大多数问题时的第一反应,都是寻找简单快捷的科技解决方案,但在面对诸如气候这样的复杂系统时,我们是需要多一份谦卑和保守。

疫情之后与灾难之前

新冠病毒的突然爆发,在让所有人不知所措之后,也引发了无数人的深刻反思。全球经济的大面积停摆,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鲜有的重启机会。新冠疫情结束之后,无疑将会是人类避免气候灾难来临的重要窗口。

疫情高峰时期,中国多数城市空气质量明显提高,蓝天数增多,碳排放较往年大幅下���,随着其它国家开始抗击疫情,同样的情况也在世界各国发生。国际商务出行骤减,行人和骑行者取代了街道上的汽车。新冠是一场公共卫生灾难,但同时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人类和自然共存的可能。

中国在2018年已经实现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累计下降45.8%,提前两年完成减排目标,也完成了碳排放程度下降的国际承诺。而中国经济提前走出疫情,实现重启,也为其它各国提供了样板。如同全球流行病一样,气候变化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危机,也是彻头彻尾的全球公共产品,疫情期间各国所经历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及人类对自然的敬畏,都同样适用于气候变化这场更加持久的战役。

新冠疫情给世界各国的影响天翻地覆,而娜奥米·克莱恩的教授的《改变一切: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一书,更是穿越新冠,给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着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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